柏林影展為什麼這麼冷門,這麼政治,這麼不解風情?

在沒有主流樣板生活的城市,柏林影展本來就是為了樹立「自由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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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柏林影展現場。攝:Mariana Schweens / SRH Hochschule der populären Künste

只要回想一下柏林在近年來出現在電影裏的場景,從2003年橫掃各大歐洲影展的《再見列寧》、2011年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竊聽風暴》、到最近的《間諜橋》、《紳士密令》中的穿牆現場,總可以大概理解「柏林影展」的政治取向。

歐洲三大影展:柏林、威尼斯、坎城。柏林影展一直以來就是最嚴肅且最政治的,但是今年,連擔任柏林影展長達15年的主席 Dieter Kosslick 都說了,2017年的選片比過去任何一年都更政治化,或許是因為幾個右傾的大事件如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的發生,再適逢今年也是德國大選年。本年度第一次歐洲藝術圈的盛事,不只影展本身政治意識強烈,連帶所有與會者都積極表態。

柏林影展的主場地座落在二戰後大範圍重建的波茲坦廣場,步行不到十分鐘就是猶太紀念碑,再往下走,就會抵達柏林圍牆倒塌時、人民從四處湧入現場狂歡慶祝的布蘭登堡門。若從波茲坦廣場搭地鐵到下個別的影廳,你可能就從東西德邊境,穿過從美軍佔領區,到達再見列寧裏的卡爾馬克思大街,而與柏林影展同時進行的歐洲電影市場展的隔壁,就是過去蓋世太保的警備總部遺址。假若一個旅客以 google map 的視角遠觀城市,更可以感受到柏林曾被政治、戰爭、意識形態力量所支配過的城市。就算刻意避開那些政治景點,隨意的步行在地磚建成的人行道之上,雙腳仍會不小心踏到小金牌,上面就刻着一個個因納粹而死的猶太人名字。

除了大歷史的地圖學,兩德統一之後的柏林幾乎是用了洪荒之力將歷史現場保存下來,在這裏可以用一種近身的方式感受,政治和戰爭如何在這座城市和人們的身上銘刻下鑿痕。當去年聖誕市集的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原本以為柏林的日常警備將會明顯升高,但是卻柏林還是保持着一個自由城市的面貌,街頭的警察沒有明顯增加。

假若如一個旅客以 google map 的視角遠觀城市,更可以感受到柏林曾被政治、戰爭、意識形態力量所支配過的城市,就算刻意避開那些政治景點,隨意的步行在地磚建成的人行道之上,雙腳仍會不小心踏到小金牌,上面就刻着一個個因納粹而死的猶太人名字。

柏林的自由不代表歡樂,店員不會對你微笑、百貨連帶所有與司的警衛不會幫你開門提包,但是變裝皇后會上全妝登高鞋去市立圖書館借書、街頭藝人的表演意不在娛樂他人,而是以自我表述為目的;那柏林相對於大麻合法化的阿姆斯特丹、早就以修法而非專法承認同性婚姻的其他歐洲城市,為什麼會被認為是自由之都呢?

在柏林生活,是沒有所謂主流樣板的生活型態,對於將買房視為人生頭等大事的華人或許衝擊更大的是:柏林人不買房子,高達70%租房率、加上租屋政策的限制,你不必是個富人或者布爾喬亞也可以過着體面的生活。你一邊領着失業救濟金一邊進行藝術計劃,也不會感到自己是被體制排除的人,無論你穿什麼上街、領多少薪水、或者佔屋生活都能有餘裕,自由的意義不在於歡樂,而是有選擇。

不過這個烏托邦之城,到了現今似乎來到一個轉折,難民湧入造成公眾服務無法消化,不只影響難民連本地人的生活也造成明顯的不便,語言與文化隔閡導致的人生停滯所產生的治安問題;加上近年來自各地被這個租屋天堂吸引的移民不斷湧入,讓這兩三年間柏林的租屋市場來到過去無法想像的艱難情況。

柏林人本就是各種族國籍的混種,包容與開放是主旋律,但是消費力低落、高過平均的失業率,柏林的市政運作得靠其他聯邦的稅金支援也是事實,右派乍起的痕跡從租房困難、租金提高、到右翼民粹政黨AfD首次進入國會等種種跡象,都可以感受到政治風向的微幅擺動。

你一邊領着失業救濟金一邊進行藝術計劃,也不會感到自己是被體制排除的人,無論你穿什麼上街、領多少薪水、或者佔屋生活都能有餘裕,自由的意義不在於歡樂,而是有選擇。

柏林影展最早是在西德盟軍撤退後,為了樹立『自由世界的窗口』在圍牆還沒倒塌的西柏林所舉辦,本身就是冷戰背景下自由世界的象徵,有點像南韓在南北韓邊界播放 K-pop 的統戰武器。所以柏林影展自打從娘胎起就被賦予了濃烈的政治意義。而今年柏林影展的選片,也將目光放在發展中國家的人事風景、LGBT 酷兒或非典型家庭的家庭議題、以及極權國家為背景人性故事等,所散發的政治訊息也顯得更加急切。

“If we are not humans, who the hell are we then? — Aki Kaurismäki”
「如果我們不是人類,那我們是誰? — 阿基‧郭利斯馬基(導演)」

“I’m here to investigate how to tear down the Wall. — Diego Luna”
「我來這裏了解如何打破隔閡 — 狄亞哥·盧納(演員)」

“Fight! Not with our fists, but our minds. — Sir Patrick Stewart”
「要反抗!不是用蠻力,而是用智慧 — 派崔克·史都華爵士(演員)」

“We have to embrace and love each other. — Richard Gere”
「我們要給彼此愛和擁抱 — 李察·吉爾(演員)」

”Don’t lose your courage, we will win. — Dieter Kosslick”
「勇者必勝 — 柏林影展大會主席戴特柯斯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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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柏林影展現場。攝:Svenja Nagel / SRH Hochschule der populären Künste

這些看似打氣或是宣戰的字句充斥着影展期間每一場的記者會,乍看下確實有點像自由派的取暖大會,向保守運動與民粹發出一個反抗的訊息。而參加本屆柏林影展的好萊塢巨星李察吉爾也是今年的焦點,談到政治,他譴責特朗普,將難民這個字眼釘上恐怖份子的標籤,這個說法也同樣呼應歐洲現況,對於難民的恐懼與愛的矛盾;除了電影人對於民粹的反擊,細看主席Dieter在影展引言中他還強調了一件事情,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於人道及公平的失信,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宛如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所預言的當代現況。此際,柏林影展藉由選片試圖回應、反省、或是深思此際的社會面貌。

從1951年開辦的柏林影展,由城市自身的歷史軌跡出發,以政治為核心切入議題。這裏或許你可以泛稱是左派的同溫層,電影人試着用各個角落、來自過去與現在的故事去尋找答案。而在這些看似極大的命題之下,對於觀影的影展觀眾而言,最終還是回到了人性的共感。無論你是來自哪裏、哪種種族、何種性別哪個年齡,你能在這些觀影經驗裏感覺到你是世界的一份子,不被是被制度或政治或是出身、任何偏狹的理由排拒的對象。在政治社會自左逐向右傾斜的關鍵時刻,柏林影展始終如一,向世界寄出一張堅守人性價值的明信片。

柏林專訪泰迪熊獎台灣得主:《日常對話》她和同志媽媽的故事

1950年代底層台灣,怎樣的女人會被叫做「變態」⋯⋯

原刊登於端傳媒2017年二月

曾被第53屆金馬影展提名最佳紀錄片獎的台灣同志紀錄片《日常對話》,入選今年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又在柏林時間2月17日晚,獲得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獎。《日常對話》講述了38歲導演黃惠偵與其同性戀母親的家庭故事,這也是這部片在海外首次完整播映。

我參與其中一場播映,戲院就在柏林最熱鬧的亞歷山大廣場上,影廳幾乎滿座,最近的是整排外國記者,之後是結伴而來的老夫妻,再遠處可以看見老老少少的酷兒情侶和朋友。那之後,我約了製片 Diana 及導演黃惠偵趁行程小空檔見面⋯⋯

— — 記者

「我沒有想過電影可以帶我走那麼遠。」

黃惠偵今年38歲,拿起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時,她這樣感慨。她曾經是因為家庭而失學的十歲少女、沒工作的時候就去台北車站看看人潮。二十歲跳牽亡陣(台灣民俗,喪葬儀式中用來超渡靈魂的陣頭及表演)成為導演楊力州的拍攝對象,這才接觸到紀錄片。她興起念頭在社區大學修了課,想拍關於自己家裡的事,來自底層的人關照底層的事。對她來講:紀錄,是為了尋找答案。電影以平直的台語告白,描寫導演和同志媽媽之間的日常家庭秘密。

親人間,距離與傷痛
1950年代的底層台灣,女人受家暴並不特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若不走入樣板化的生活型態,似乎就成爲不被社會接受的人被社會遺棄,或許就會被粗暴地叫做「變態」。黃惠偵透過這部紀錄片回溯過去生活型態無從選擇的困境,用最人性同理心的方式,直直切入爭議核心:也就是人,愛,社會,制度。這些相應相生的環節,是如何限制人們對生活型態的想像,歧視是如何造成真正的悲傷,而愛又如何在日常對話中失落又重生。一直藏在導演心裏的疑問,漸漸變成人生的一種負擔。

「我和我媽一直很有距離,沒辦法溝通,我曾經試過寫信,顯然是沒用的。所以我才覺得只能透過拍一部片,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在將近20年的製作期中,訪問母親的艱難,照顧新生女兒,她幾乎每週都興起放棄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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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對話》劇照。圖片來源:《日常對話》官方網站

她在20歲拿起自購的DV,跟家族和母親說她要拍一部關於自己家的故事。長輩都笑了,沒有人把這事當真,他們覺得就算拍了也沒人想看。或許就是這樣不當回事的心態,讓他們入鏡之後反而保持著某種自在和真實,剛剛好的距離也讓電影議題得到更好的處理。

紀錄片工業的困境

單獨工作14年之後,黃惠偵在Docdoc工作坊認識了製片 Diana。Diana 沒有馬上加入這個小團隊:「要怎麼和一個已經自己工作14年的人一起工作?」面對如此私密的題材,Diana一開始選擇扮演顧問或是朋友的角色。時間久了,終於被導演的堅持感動。2014年,她正式加入了《日常對話》團隊。

台灣的紀錄片環境,幾乎不存在專業的紀錄片製片人的角色,也幾乎很少專業分工。在這裏,大家都想當導演。專業紀錄片製片,幾乎是沒有。大多數的導演,自己找錢、自己拍、自己剪,全部的事情都自己做,因此外界稱呼紀錄片還是手工業。大家都只管前端創作,其他事無人可以幫忙。專業分工的消失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從議題的田野調查、攝影剪輯的品質、到後續的參展、發行規劃,基本上大大影響了產業的面貌。黃惠偵笑說:「如果你在台灣問製片到底做什麼,他會告訴你製片的工作就是找錢,還有訂便當。」

從美國養成的專業紀錄片製片Diana,與曾任紀錄片工會秘書長的導演,這一次不只是要拍成這部紀錄片,她們還想做一個實驗:試著將她們期待的工作環境創造出來。Diana 用合理卻高於業界的薪資,找來原先做電視的攝影師、原本是導演的剪輯師和兩個製片實習生,組成了分工明確的團隊。Diana 希望和專業同業合作,也不排斥和新人合作:「我們在金馬放完試映,就有很多大的發行商找上門來,但是我們最終選擇了兩個年輕人,那兩個年輕人當時公司都還沒登記,但你看到他,就知道他們是真的愛這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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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對話》
導演:黃惠偵
上映日期:2017年4月(台灣)
製作:Small Talk Productions

台灣紀錄片產業何時更專業?
《日常對話》的資金來自四個單位,從最早的文化部短片補助金,NHK、到釜山影展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的目,以及新北市的補助金。紀錄片在台灣要籌備資金很辛苦。台灣的章程習慣將劇情片的架構,直接套用在紀錄片上,無視兩者的編制不同。拍攝內容上也有許多限制:有的資金要求必須包含了城市行銷;有的要求拍攝地點也得在台灣;或者也有要求主要參與人員必須有一定比例都是持台灣國籍。而黃惠偵期望創作的資源可以突破國族的限制,所以終於在韓國籌得一部分資金。

「其實,與有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台灣的紀錄片製作算是有資源的。」黃惠偵強調,雖然自己聽起來像抱怨,實則有不得不說的話,「如何整合現有這佔了國家年度總預算不足1%的文化補助,以及如何理出該補助的對象,這兩件事做好了,台灣電影的環境才有可能改變。」黃惠偵和 Diana 希望台灣電影脫離等待天才的風氣,希望靠電影創作生存可以成為常態。

這個尋找資金的過程也或多或少影響著在這遊戲規則下的創作者,如何去思考電影以及藝術創作這件事。許多時候,人們不禁要問究竟創作者是有一個不得不說的故事,還是想要回應某個政治思潮、某個社會現況、反映民族情感呢?《日常對話》顯然更是前一種,鹿特丹影展的邀展人對 Diana 說:「這部片真的很誠懇、導演也很誠懇,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看過這麼單純為了創作而拍的電影了。」

帶著對台灣電影行業的了解和期望,黃惠偵和 Diana 發現,柏林影展除了大量不同專題的電影播映、映後座談、影評或是參展劇組間的工作坊,還有一個歐洲電影商展 European Film Market 平行進行。那完全就是一個商業的場合,所謂電影產業,從製作到放映,過程無一不專業、也無不一不重要,一環扣著一環也都決定了電影的面貌。黃惠偵走過市場展的大樓說:「我到底是離電影很近,還是很遠?」

原文:《柏林專訪泰迪熊獎台灣得主:《日常對話》她和同志媽媽的故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23-culture-documentary-smalltalk/?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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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北愛樂廳的再拜訪

藝術家眼中的愛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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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bphilharmonie photo from www.elbphilharmonie.de

在要離開漢堡前的兩個小時,試著在這座一切都新的發亮的城市裡尋找不那麼典型的行程。在大街上撇見Deichtor Hallen的展覽廣告,還以為那個全世界最昂貴的易北愛樂廳,也像潮流般的附上一個建築展,預期走入看見一些建築團隊的草圖、模型、平立剖、材質測試等,屬於建築迷的學術展。不期不待的在雨中步行到展間,卻壓根沒料到“ Elbphilharmonie Revisited易北愛樂廳的再拜訪”其實是一檔來真的藝術策展。

策展人邀集了12位遊走在建築與視覺藝術邊界的藝術家,與打造Herzog & de MEURON易北藝術廳的建築師團隊共同合作。12位藝術家端出的作品,橫跨聲音、裝置、繪畫、攝影到文件。而議題面上,從公共及政治的面向、到建築工人於社會中的群像等,提供了別於一般對於建築學解釋的視角,小至一個個人,大至一種哲學思辨。就一個觀者而言,這展既不像典型的建築展,卻也不像一般命題艱深思考人類世的當代藝術展。

近年來許多奪人耳目的數位建築確實衝擊了,人類對於科技與視覺上的奇觀。許多時候以建築學的主流角度,告訴一般大眾,建築師如何構造理想世界,如何使用最新科技,提供使用者一個最理想也最好的生活方式,而其中的學問、研究、科技如何在建築師的巧思下完美結合,這是多數的建築展試圖告訴觀眾的事情。但在易北愛樂廳再拜訪的策展當中,僅有限的展出數幅愛樂廳的實體攝影、將建築模型放入像是標本櫃的玻璃展櫃中,再無其他解釋。剩下的空間,便是12位背景迥異的藝術家則提供給觀眾另類的、理解建築的方式。

在開展前兩個月,阿根廷籍藝術家Tomás Saraceno運來兩隻大約掌心大的人面蜘蛛進行現地創作,建構了以鐵桿組合成的立方體,架上收音器材,兩隻蜘蛛在其上輪流不停結網,輪替的時候蜘蛛會破壞另一隻蜘蛛的成果。在現場觀看時,蜘蛛網已經被建構的非常繁複,甚至其中一面網連續的輪廓就像是易北愛樂廳的天際線。而當蜘蛛在網上移動時,蜘蛛網被震動的音響,被即時收音且被放大播出。這件作品被命名為Arachno Concert(蜘蛛演唱會),觀眾可以聽見蜘蛛結網時產生的現場演出,而在這件作品前的觀眾,也恍若站在一個進行中的工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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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ás Saraceno, Arachno Concert, with Arachne (Nephila senegalensis), Cosmic Dust (Porus Chondrite) and the Breathing Ensemble, 2016.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Esther Schipper, Berlin. © Photography by Andrea Rossett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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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件巨型裝置,造型模擬縮小的易北愛樂廳,卻全由易北藝術廳建築過程中產生的回收廢料所構成。若用最直接的方式感受這件作品,像是一記挖苦,巨型的無機垃圾。這件作品是由比利時藝術家Peter Buggenhout為此次展出的特別製作(台灣觀眾或許對他更有印象的是在2014年台北雙年展中,展出〈盲人引領盲人〉的系列作品。)而現場這座15公尺高的巨型裝置,人在不算小的展廳中,仍要抬頭仰望。將一座費資千億的劃時代建築物,以其製作生產中的廢棄物加以擬像。這樣尖銳的對立,除了心理直觀的衝擊外,更是將兩者的差異對比,說是挖苦或是嘲諷當然簡單,但,不如看作是一種記憶的斷裂、正常的失序、或是日常的崩壞,以喚醒某種直覺式的情緒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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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uggenhout, Modell/Ideenskizze für eine Installation anläßlich der Ausstellung »Elbphilharmonie Revisited« © Peter Buggen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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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場的另一角落,來自威尼斯的女性藝術家Monica Bonvicini,發下一份問卷,給參與此次工程的建築工人“你的女友/老婆是如何看待你的工作的?”由於參與工程的建築包工來自不同國籍,問卷也自然以不同語言被呈現,藝術家將蒐集而來的問卷以素樸的框裱上,無間隙的掛上視平線的展牆上。像這樣有如人類學田野調查般的資訊,邊行進邊閱讀的緩慢過程中,將原來隱形於偉大建築誕生的事件下的個人,重新顯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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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ca Bonvicini, yet untitled (Legscutout), 2016 © Monica Bonvicini and VG-Bild Kunst. photo: Hans-Georg G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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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這個特殊的策展為無論對於藝術或是建築,都帶來了一些有意思的觀點,好像這個劃時代的愛樂廳神話不再那麼完美無瑕般的偉大,除了資金中斷工程卡關的困難以外,我們還有各種角度可以加以理解。每一個到漢堡來玩的觀光客,或許都會到易北藝術廳中一探究竟,排上長長的隊伍領取免費的入場票,在預定的時間現身入口,搭上宛如要進入未來的緩慢而近似無限的手扶梯。

而這個共同經驗,更使得此次看展的觀眾,難得的體驗與展出藝術家達成某種共通的理解,而藝術家針對這個主題所做出的作品,似乎顯得離觀眾特別的近,甚至許多觀眾還沒走到近得足以閱讀到作品標題或理念前,就聽見共鳴的笑聲。這個難得的策展設定,之於藝術、之於建築都得以突破某種既定的結界,使得觀眾獲得了特別新鮮的觀展體驗。

完全不無聊的展出看完,讓人不經想問這座號稱史上音響效果最好的愛樂廳,除了被扁平的理解為人造工程的世界奇觀外,還可以被識別成什麼。而再往遠一點看,或者這個策展更大的野心是在討論,建築之於社會或是個人,還能被理解、被想像、被思考成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