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專訪泰迪熊獎台灣得主:《日常對話》她和同志媽媽的故事

1950年代底層台灣,怎樣的女人會被叫做「變態」⋯⋯

原刊登於端傳媒2017年二月

曾被第53屆金馬影展提名最佳紀錄片獎的台灣同志紀錄片《日常對話》,入選今年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又在柏林時間2月17日晚,獲得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獎。《日常對話》講述了38歲導演黃惠偵與其同性戀母親的家庭故事,這也是這部片在海外首次完整播映。

我參與其中一場播映,戲院就在柏林最熱鬧的亞歷山大廣場上,影廳幾乎滿座,最近的是整排外國記者,之後是結伴而來的老夫妻,再遠處可以看見老老少少的酷兒情侶和朋友。那之後,我約了製片 Diana 及導演黃惠偵趁行程小空檔見面⋯⋯

— — 記者

「我沒有想過電影可以帶我走那麼遠。」

黃惠偵今年38歲,拿起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時,她這樣感慨。她曾經是因為家庭而失學的十歲少女、沒工作的時候就去台北車站看看人潮。二十歲跳牽亡陣(台灣民俗,喪葬儀式中用來超渡靈魂的陣頭及表演)成為導演楊力州的拍攝對象,這才接觸到紀錄片。她興起念頭在社區大學修了課,想拍關於自己家裡的事,來自底層的人關照底層的事。對她來講:紀錄,是為了尋找答案。電影以平直的台語告白,描寫導演和同志媽媽之間的日常家庭秘密。

親人間,距離與傷痛
1950年代的底層台灣,女人受家暴並不特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若不走入樣板化的生活型態,似乎就成爲不被社會接受的人被社會遺棄,或許就會被粗暴地叫做「變態」。黃惠偵透過這部紀錄片回溯過去生活型態無從選擇的困境,用最人性同理心的方式,直直切入爭議核心:也就是人,愛,社會,制度。這些相應相生的環節,是如何限制人們對生活型態的想像,歧視是如何造成真正的悲傷,而愛又如何在日常對話中失落又重生。一直藏在導演心裏的疑問,漸漸變成人生的一種負擔。

「我和我媽一直很有距離,沒辦法溝通,我曾經試過寫信,顯然是沒用的。所以我才覺得只能透過拍一部片,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在將近20年的製作期中,訪問母親的艱難,照顧新生女兒,她幾乎每週都興起放棄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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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對話》劇照。圖片來源:《日常對話》官方網站

她在20歲拿起自購的DV,跟家族和母親說她要拍一部關於自己家的故事。長輩都笑了,沒有人把這事當真,他們覺得就算拍了也沒人想看。或許就是這樣不當回事的心態,讓他們入鏡之後反而保持著某種自在和真實,剛剛好的距離也讓電影議題得到更好的處理。

紀錄片工業的困境

單獨工作14年之後,黃惠偵在Docdoc工作坊認識了製片 Diana。Diana 沒有馬上加入這個小團隊:「要怎麼和一個已經自己工作14年的人一起工作?」面對如此私密的題材,Diana一開始選擇扮演顧問或是朋友的角色。時間久了,終於被導演的堅持感動。2014年,她正式加入了《日常對話》團隊。

台灣的紀錄片環境,幾乎不存在專業的紀錄片製片人的角色,也幾乎很少專業分工。在這裏,大家都想當導演。專業紀錄片製片,幾乎是沒有。大多數的導演,自己找錢、自己拍、自己剪,全部的事情都自己做,因此外界稱呼紀錄片還是手工業。大家都只管前端創作,其他事無人可以幫忙。專業分工的消失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從議題的田野調查、攝影剪輯的品質、到後續的參展、發行規劃,基本上大大影響了產業的面貌。黃惠偵笑說:「如果你在台灣問製片到底做什麼,他會告訴你製片的工作就是找錢,還有訂便當。」

從美國養成的專業紀錄片製片Diana,與曾任紀錄片工會秘書長的導演,這一次不只是要拍成這部紀錄片,她們還想做一個實驗:試著將她們期待的工作環境創造出來。Diana 用合理卻高於業界的薪資,找來原先做電視的攝影師、原本是導演的剪輯師和兩個製片實習生,組成了分工明確的團隊。Diana 希望和專業同業合作,也不排斥和新人合作:「我們在金馬放完試映,就有很多大的發行商找上門來,但是我們最終選擇了兩個年輕人,那兩個年輕人當時公司都還沒登記,但你看到他,就知道他們是真的愛這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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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對話》
導演:黃惠偵
上映日期:2017年4月(台灣)
製作:Small Talk Productions

台灣紀錄片產業何時更專業?
《日常對話》的資金來自四個單位,從最早的文化部短片補助金,NHK、到釜山影展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的目,以及新北市的補助金。紀錄片在台灣要籌備資金很辛苦。台灣的章程習慣將劇情片的架構,直接套用在紀錄片上,無視兩者的編制不同。拍攝內容上也有許多限制:有的資金要求必須包含了城市行銷;有的要求拍攝地點也得在台灣;或者也有要求主要參與人員必須有一定比例都是持台灣國籍。而黃惠偵期望創作的資源可以突破國族的限制,所以終於在韓國籌得一部分資金。

「其實,與有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台灣的紀錄片製作算是有資源的。」黃惠偵強調,雖然自己聽起來像抱怨,實則有不得不說的話,「如何整合現有這佔了國家年度總預算不足1%的文化補助,以及如何理出該補助的對象,這兩件事做好了,台灣電影的環境才有可能改變。」黃惠偵和 Diana 希望台灣電影脫離等待天才的風氣,希望靠電影創作生存可以成為常態。

這個尋找資金的過程也或多或少影響著在這遊戲規則下的創作者,如何去思考電影以及藝術創作這件事。許多時候,人們不禁要問究竟創作者是有一個不得不說的故事,還是想要回應某個政治思潮、某個社會現況、反映民族情感呢?《日常對話》顯然更是前一種,鹿特丹影展的邀展人對 Diana 說:「這部片真的很誠懇、導演也很誠懇,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看過這麼單純為了創作而拍的電影了。」

帶著對台灣電影行業的了解和期望,黃惠偵和 Diana 發現,柏林影展除了大量不同專題的電影播映、映後座談、影評或是參展劇組間的工作坊,還有一個歐洲電影商展 European Film Market 平行進行。那完全就是一個商業的場合,所謂電影產業,從製作到放映,過程無一不專業、也無不一不重要,一環扣著一環也都決定了電影的面貌。黃惠偵走過市場展的大樓說:「我到底是離電影很近,還是很遠?」

原文:《柏林專訪泰迪熊獎台灣得主:《日常對話》她和同志媽媽的故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23-culture-documentary-smalltalk/?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作者

Szuwei Wu

Weißensee Kunsthochschule Berlin Master of Arts program in Spatial Strategies Writer, curator, documentary filmmaker. Likes to engage in dialogues. Works often capture people, cities, and everyday life from a longer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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